文/七月　圖/imagelight

「在沒有道路的叢林，來回穿梭偵察著敵情。他們可以分別出遠處的聲音，將敵軍誘到指示的正確方位。他們將游擊戰的妙處發揮到極致，是使我軍優勢的原動力。」這是日本老兵對於「高砂義勇隊」的回憶描述。

1942年到1945年，短短3年多，估計有4000到8000的台灣原住民，被日本遣往戰況最激烈的南洋群島從事野戰。其中一半以上埋骨在陌生的異域，至於幸運歸鄉的，卻有不少夾雜在對日本的愛憎之中，走不出戰爭記憶的深淵，一生自閉自苦...



深邃的瞳孔，以往高砂義勇軍的記憶仍深植在他們的眼神裡。

來到埔里的梅溪部落，進到高砂義勇隊曾元石的小屋，83歲的老人家精神出奇的好，直說：「我一個人在家很寂寞，你們來看我真好。」 　

重回戰場 　
帶領我們來採訪的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纂李展平故意唱著日本軍歌，試圖打開老人家塵封的記憶，果然，看似茫然恍神的老先生突然說：「你那一句唱錯了。」於是記憶回到了戰場。 　

老先生斷斷續續以泰雅語和日語交叉述說著：「送行的時候，部落熱鬧的為我慶祝，然而爸爸、媽媽卻是非常傷悲。知道日本戰敗時，心中很高興，想到就要回家了， 回到家時，才知道我的女兒在戰爭中死亡了。」 　

然後老先生將大半的時間，沈浸在叢林野戰時差點中毒死亡的經驗中。 　

在戰爭末期，日本軍隊彈盡糧絕，包括台籍日本兵與高砂義勇隊幾乎都和遍野屍體一起共存，許多屍體被剝的只剩一條內褲。「有的身體，被割的只剩骨頭，」曾元石表示，當時因為嚴重缺乏食物，有的戰友割人肉來吃，連當地原住民都有被殺來吃的。他不敢吃人肉，於是抓蛇、青蛙來吃，有一回吃了兩顆小果子，就全身發麻，昏死了過去，所幸得到日本軍醫的急救，撿回了一條小命。「另外一個人，吃了一把，就死掉了。」曾元石反覆地形容中毒的經過。曾元石所屬營隊六百多名士兵，最後只有一百多人活著回來。談話中，坐著的曾元石雙手不斷拍打，雙腳也微微顫動。 　


靜默靦腆的面容，埋藏著多少殺戮戰場上的夢魘？由戰場回到部落，高砂義勇隊的曾石元經常以為自己還在戰場，將石頭當手榴彈丟擲，然後趴在地上。

雕像一般 　
看著曾元石清爽的精神，李展平高興地說「真是太好了！」上回他們來訪時，曾元石因為精神狀況非常不穩定，而被家人鎖在屋裡！ 　

擔任翻譯的宋彩玉，自幼在梅溪部落長大。她記得小時候這裡的孩子都被曾元石丟過石頭，當時在她家香菇寮工作的曾元石非常安靜，總是一個人坐在燻香菇的火爐邊發呆，「就像一座雕像，很久很久都不動。」 　

然而當一群小朋友在外面玩耍嬉鬧的時候，他卻又會夢中驚醒般，對著他們丟石頭，然後整個人趴在地上；過年時，一聽到鞭炮聲，他就會慌亂地躲在隱密的角落裡。 　

「大一點，才知道原來他把我們當成敵軍，對著我們在丟手榴彈呢！」這樣殘酷的戰爭傷痛，從來也沒有人來關心或處理過。 　

老先生病情嚴重的時候，什麼東西都會撕毀破壞，連枕頭、棉被都撕得碎碎的，這時就必須要將他鎖在屋裡。看著曾元石樸實和善的笑容，難以想像他發病的狀況。 　

這樣的例子並非特殊，家族中有3位高砂義勇隊員的前原住民委員會主委、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所長孫大川表示，他的小舅舅從戰場回來以後，開朗活潑的個性完全消失，總是一個人自我封閉，拒絕參加任何部落慶典，當時他們還遭受國民黨的監視與不信任，於是他更選擇退縮，終日抱著一台收音機，聽著日本歌曲發呆。 　

舅舅晚年的時候，半夜時分，竟然被家人發現趴在地上匍匐前進，「沒有人進過他們的生命，他們壓抑60年的情緒至今沒有發洩出來，」孫大川表示。 　


孤獨的靈魂，一個人住在逽大的房子裡，常常做著戰場上的惡夢。

忠貞的原住民 　
時光倒退，1942年第一回高砂義勇隊的召募景況，4247位原住民搶著爭取500個名額，在周遭為「國」聖戰的集體氣氛下，還有想要洗刷被殖民者「低一等」的身份，原住民勇士帶著祖先留下的蕃刀與血書，一波波加入高砂義勇隊之中。 　

被選上者唱著軍歌，揮舞著太陽旗，參加埔里舉行的送別會，接在台中市民的旗海中簇擁下，慷慨赴義。「這樣精心設計，儀式性的渲染，引發了的從軍熱潮，」孫大川分析。 　

自古以來，原住民的勇士在面臨戰鬥時，都是抱著必死的決心，出征在他們的觀念裡，是一件名譽的事。為天皇打仗，是一種原住民傳統精神的實踐。一種部落與國家交疊，個人與集體相互的認同，「其實就是一個民族，『當下』對自己生命的安頓，」孫大川表示。這其間的辯證，不能以簡單的對錯概念來論述。 　

在戰場上，高砂義勇隊忠貞不二，寧可餓死，也要將食物送回部隊。一位在戰爭期間受過4位高砂義勇隊照顧的日本老兵曾激動地表示：「元旦時，我第一件必要做的事，就是向著南方的台灣，由衷地合掌膜拜。」 　

孫大川進一步分析，原住民與日本人間還存在著根本的契合，例如日本人說一不二的紀律，與原住民重然諾很乾脆的性格相符。原住民的儀式與舞蹈對與身體姿態的講究，也和日本儀式性的身體美學很相近，原住民對於日本的認同因此有著層層複雜的因素。 　只是這樣的「死忠」，在戰後日本的賠償不公上，也讓許多原住民憤怒不已。 　

「戰敗了，就把我們忘記了。想起來就很生氣，要是日本人還在，我就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殺死，」同屬高砂義勇隊與妻子同住在921災變後組合屋裡的陳幹雄表示。組合屋牆上，還掛著六十多年前陳幹雄赴南洋打仗前的紀念照。頭戴日式小軍帽、卡其戎裝、S腰帶，綁腿配上皮鞋，年輕、挺拔、充滿力度，在許多高砂義勇隊的家中，都可以看見這樣的照片。 　

戰時被日本軍隊派到香港佔領地工作的陳幹雄，戰後，在清靜農場幫人種水蜜桃與蘋果，經常也有外省老兵與他閒聊，「心情不好的時候，也想把他們都殺死，在香港的時候，中國軍人會假裝老百姓來騙我們、殺愛我們呢，」83歲的陳幹雄講起話來，十分率性。

　
戰爭中為天皇而戰，戰後卻要面對日本政府不公平的賠償對待，泰雅族的陳幹雄至今耿耿於懷。

庶民的歷史記憶 　
那一代的故事，不僅關係到他們個人，其實也深刻地影響到他們的遺族、家人，乃至於整個部落。 　

那樣來自軍國主義的威儀，混雜著武士刀切腹自殺的哀愁與美感，成為許多原住民下一代對日本文化最鮮明的想像。 　

「想起我小時候，當牧師講到耶穌致命的那一段，感觸特別深，今天想來。其實是來自那種日本『殉道』的想像，」孫大川表示。 　

戰後，台灣歸還中華民國政府，高砂義勇隊對日本的忠貞卻成了一種罪惡，戰爭中的歷史記憶，變成那一代人「不准」表達的心理夢魘。 　

「我想，現在應該做的是，在根本感情上給老人家理解和支持，而不是讓他們無聲無息地離去，」面對族群認同紛紛擾擾的今天，孫大川這樣衷心地期盼。

（原刊載於光華雜誌八月號）